 日志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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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北宋（960—1127年）是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建都于汴梁（今河南开封）[1] ，并设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与东京开封府合称二京。后宋真宗设应天府南京（今河南商丘）、宋仁宗设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后周末帝柴宗训禅位于赵匡胤，即位后将手握重兵的将军，与地方官吏的武将剥夺军权，并委以虚职，并改以文官带军，将军权与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中央，免于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2] 但是这也导致宋朝在对辽国及西夏的战争中失败。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入国都开封，次年灭亡。共历九帝，一百六十七年。
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与文化教育最繁荣的时代。[3] 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4] 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5-6]
历史编辑
北宋开国后周太祖郭威当了后周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在拥立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遂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成为禁军军官。公元953年，郭威派赵匡胤到滑州充任副指挥使。此时正赶上郭威的养子柴荣[18] 被封为晋王，担任开封府尹。柴荣和赵匡胤曾在军中共事数载，深知赵匡胤英武、机灵，就把赵匡胤留在身边，让他改任为开封府马直军使。[19]
此时，赵匡胤掌握军队大权已达6年。他还把一些重要将领拉拢到自己的身边，与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韩重赟、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等结为“义社十兄弟”。其幕下，弟弟赵光义，幕僚赵普，李处耘等。
公元960 年正月初一，镇、定二州剌史在赵匡胤的授意下，派员进开封向朝廷送来紧急战报，诡称契丹与北汉联合大军掠境，请求朝廷出兵御敌。宰相范质、王溥未核实军情，仓促派遣赵匡胤率领宿卫禁军前往抵御。[21]
公元960年，后周政权的都点检赵匡胤在出兵北伐的途中，策划黄袍加身，逼柴宗训退位，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这就是著名的“陈桥驿兵变”。赵匡胤即“宋太祖” 。在当时，除了刚建立起来的宋朝之外，还同时存在着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等割据势力。[22-23]
于是自宋朝建国伊始，宋太祖赵匡胤便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斗争。北宋于公元964年、965年、970年先后消灭南平（荆南）、后蜀、南汉三国，又于975年击败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南唐。此后，吴越与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势力纷纷“纳土”于宋王朝，后灭北汉基本统一全国，使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23-25]
烛影斧声根据记载，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夜，赵匡胤召弟弟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进宫饮酒，当时赵匡胤身体很好，酒后困顿，就躺下休息。宦者宫女皆被屏退离开，赵光义自己来照料皇兄。 众人只远远看见赵匡胤和赵光义说了一些甚么，接着蜡烛光影摇晃，似乎赵光义离席退避，随后听到玉斧戳雪之声，听见赵匡胤高声说：“好为之，好为之”。天快亮时，赵光义急急唤人，叫皇子都来，说赵匡胤已经逝世。[26] 二十一日晨，赵光义就在灵柩前即位，且一反次年改元的惯例，立刻改元太平兴国[27] 。[28]
澶渊之盟在五代十国的后晋时期，后晋皇帝石
敬瑭曾把北方的幽云十六州割与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自宋太宗赵光义起，北宋曾多次与辽交战，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宋真宗景德元年，宋战胜了辽，反而订立了“澶渊之盟”，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30] ，规定宋每年赠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31]
仁宗庆历二年，又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并改“赠”为“纳”。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国北方边境才有了少许安宁，宋、辽的这次结盟被后世称之为“澶渊之盟”。这次结盟后，北宋因为边疆战事危机的解除，国内经济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后来神宗时又割河东地七百里。[32]
澶渊之盟是北宋与辽经过多次战争后所缔结的一次盟约。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平等的合约，微不足道的岁币换得长时间的和平，可以将主要的精力实力放在内政建设和西北的战事上。对于辽来说也是一个很合适的条约，当时的辽内部暗流涌动，及时从南方宋政权的纠缠中脱身是明智之举。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来看澶渊之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和融合。[33]
庆历新政主词条: 庆历新政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 宋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庆历四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议。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35-36]
早在宋太宗、真宗时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在应天府掌教书院时，又有《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年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见。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内忧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项改革主张，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而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2] [37]
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同年，仁宗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张，即所谓“庆历新政”。但变法主张触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开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仅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继被迫离职，变法随之流产。[37-38]
熙宁变法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一部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要求变法改革。北宋经仁宗、英宗至神宗时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规模空前，文化更是盛极一时。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熙宁元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39] 公元1069年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推行新法。赵顼和王安石的新政策在公元1069年以后陆续实行。[34]
1069年春，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变法。概括而言，新法内容大体可分为两方面，即“富国”和“强兵”。 靖康之耻早在政和元年（1111年），宋徽宗派大宦官童贯出使辽朝，了解 辽朝的政治形势。童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遇到了燕人马植，向童贯献策取燕，深受童贯赏识，被童贯改名为李良嗣，带回开封。李良嗣向宋徽宗陈说辽天祚帝的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如能从登莱过海，与女真族结好，相约攻辽，则燕地可取。宋徽宗对此非常高兴，又赐姓赵，开始了谋取燕京的一系列活动。[63-64]
当辽朝在金兵的进攻下，处于岌岌可危之时，宋徽宗、蔡京等人以为联合女真夹击辽朝，进而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时机已成熟。于是，政和元年（1118年）宋廷以买马为名，遣使从登州渡海到辽东，同金朝商议共同伐辽的事宜。宣和二年（1120 年）宋再遣赵良嗣等使金，遂与金订立“海上之盟”[65] 。[63]
辽朝灭亡后，金朝即乘胜侵犯北宋。东京城破，开封军民抗敌情绪很高，要求参战的人达30万之多。金军不敢贸然进占全城。于是提出“和议”，向宋王朝勒索[66] 。宋钦宗派宰相何栗去金营乞和，完颜宗翰和宗望却要宋钦宗亲自到金营商议割地赔款之事，宋钦宗不得已进了金营求降，献上降表，并秉承金人的意旨，下令各路勤王兵停止向开封进发，对自发组织起来准备抵抗的民众进行镇压，然后金军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的府库，以及官、民户的金银钱帛。[63] [67]
靖康二年（1127年）正月，金军先后把宋徽宗、宋钦宗拘留在金营，二月六日金主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另立同金朝勾结的原宋朝宰相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四月初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北宋由此灭亡。[63]
1127年，徽钦二帝及在开封的宗室3000余人被金兵掳走，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因为被委派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出外招兵而免于此难，不久在应天登基，金兵继续追杀，他逃到了扬州，后来又被逼无奈，出海逃亡，最后在临安（今杭州市）落脚，暂时稳定下来。之后建立了南宋，是为宋高宗。徽、钦二帝被掠去后，于1135年和1156年死于金国。
军事编辑
在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初，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首先在军事方面，961年（建隆二年），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将对 军队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京城禁军管辖，同时规定，禁军不再设置最高统帅，罢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及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的职位，而且把禁军两司（殿前司和侍卫马步军司）分为“三衙”，即殿前司与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鼎足而立。[21] [85]
三衙的将领则用一些资历较浅容易驾驭的人来担任，且时常加以调动。这些将领虽 统率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和移防等事则须听命于枢密院同时，还实行“更戍法”，禁军的驻屯地点，每隔几年更调一次，而将领却不随之更动，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军队为将领所私有。从此结束了武人专横跋扈的局面，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握权。[2]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夺权。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了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了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宋朝的兵力部署可谓“强干弱枝”、“守内虚外”。[52]
北宋统治者按照“守内虚外”的政策进行军事部署。禁军有一半驻防在京师及其附近，其余分戍全国各要冲地区，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边境上只屯驻较少量的禁军，对辽、西夏逐渐采取被动防守的方针。宋太宗曾这样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87] ”[75] [88-90]
6经济编辑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
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2] [92]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2] [92]
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93-94]
宋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93] [95-96]
北宋农民克服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边开垦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进一步发展，规模有所扩大，如著名的芜湖县（今属安徽）万春圩即有田十二万七千亩。此外，农民们还造出许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时，全国耕地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余顷。真宗时，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以后也不断增加。[52] [97]
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江南以至福建、广东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优良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最著名的品种“占城稻”从越南引进福建。后又推广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叶、桑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52] [93]
手工产业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汴绣、宋绣尤为著名。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98] 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99] 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100]
官窑、钧窑、汝窑、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章生一的哥窑及其弟章生二的弟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99] [102-103]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104]
北宋的纺织业主要有丝、麻、毛等部门，其中丝织业仍占主要地位，并以两浙和四川地区最发达。从河北东路到江南东路的整个沿海地区，丝织业也有相当规模。丝织品种类繁多，如绫有二十几种，锦有四、五十种。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锦历久不衰，畅销全国；定州缂（kè课）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艳丽逼真的花草鸟兽，宛如雕刻而成，堪称一绝；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缣（jiān肩），每匹才重四两，望之若雾，等等。在丝织业发达的某些地区已出现了一批独立经营的机户，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为出卖商品而生产，反映了丝织业生产发展的新的情况。[52] [105]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 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102] [106]
北宋官府设有很多造船场所，分布在今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其中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吉安）、温州（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是著名的造船基地。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代。北宋的造船业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52] [106]
私营作坊使用雇佣工匠，他们领取钱米作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而异。官营作坊役使的工匠，有从军队调来仍隶名军籍的军匠，也有从民间雇募来的和雇匠。此外还有一种当行差充的工匠，称“当行”或“鳞差”，这种当行工匠在北宋只作为辅助之用，他们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无偿服役，而是付给一定的“雇值”。有的生产部门如铸钱作坊，还出现了类似计件给雇值的方式。这些情况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已经有所松弛。[108]
商业情况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于北宋前期四川地区。北宋的纸币有 交子、钱引和小钞三种。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109]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 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109]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110]
唐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只有十多个，北宋则增加到四十多个。其中开封、洛阳、杭州、扬州、大名、应天（今河南商丘）、苏州、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长沙）、泉州等都是著名的繁华都市。开封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典型。全市人口不下百万，城中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街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市场上的商品从日常用品到奇珍异宝，无所不有。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居民区）、“市”（商业区）分区，交易只能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入夜即止。北宋时，开始打破了“坊”、“市”和昼夜的界限。开封市内，商店可以随处开设，而且有了夜市和晓市。当时开封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叫“瓦舍”、“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茶楼和说书、唱戏的，热闹非常。[52]
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北宋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52] [111]
城市和市镇的兴旺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39] [112]
全国人口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宋太宗时，全国共有686万余户，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有741万余户，1628万余口。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增为1291万余户，2909万余口。[52] 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绍圣元年，户1912921，口42，566，243。元符三年，户19968，012，口44，914，991。崇宁元年，户22644307，口45，324，154。[113]
7文化编辑参见：宋朝文化
北宋是个非常奇特和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一方面，北宋虽然拥有庞大的军 队，但军事实力不强，与辽国和西夏对抗时长期处于劣势。经济上虽然十分繁荣，但北宋政府经常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由于北宋在军事上“积弱”，在经济上“积贫”，被历史学家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78] 然而，在另一方面，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繁荣的朝代之一。中国历史上很多重大发明都出现在北宋。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更是名人辈出，登峰造极。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方面中最强大的封建王朝之一。[78]
诗词参见：宋词
北宋文坛群星荟萃，明代学者宋濂称：“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为唐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六人中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欧阳修、王安石、曾巩。[78]
书法和绘画史学《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这两部史籍都是纪传体史书，这种体裁的史书以本纪和 列传为主要内容。《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78]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78] [116]
哲学参见：理学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117] 、张载[118] 、邵雍[119] 、程颢、程颐[ 列传为主要内容。《新唐书》由欧阳修主持编写，《新五代史》则是欧阳修以一己之力私撰的。[78] 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更高，他和太史公司马迁并称“两司马”，他的《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最高成就和总结性作品。《资治通鉴》共294卷，上起战国时期的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公元959年），记载了1362年的史事。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该书“详于理乱兴衰”，在取材上“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顾炎武把《资治通鉴》视为后世不可无之书。[78] [116]
哲学参见：理学
北宋在哲学领域远超唐代，出现了一批理学家。理学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因理学家着重探讨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又称为道学。北宋初期，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117] 、张载[118] 、邵雍[119] 、程颢、程颐[120] 。[78]
8科技.火药技术北宋年间，由于其统一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使得有一些地 区相对安宁一些，故而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扬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宋朝时火药被首次应用于军事。西方各国的现代战争武器正是由于北宋年间经由西亚各国传播的火药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21]
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参见：指南针
雕板印刷和造纸业参见：活字印刷术
北宋纸的种类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纸的原料。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纸，浙江的藤纸，温州的蠲纸等，都是有名的品种。歙州出产一种长纸，制作甚精，一幅长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匀薄如一。[123]
《梦溪笔谈》参见：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科学家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78]
天文历法宋朝天文学家苏颂创建了大型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沈括创制“十二气历”。这是一种纯太阳历的历法制度，既简单，又便于各种生产活动。但是，在传统力量极为浓厚的古代是不可能被采用的。当下行用的公历，其实质都与十二气历相似。
医学宋代是中国古代儿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出现了被誉为“儿科圣手”的儿科专家钱乙，而且对天花、麻疹、惊风、疳积，已有较明确的认识和有效的治疗方法。唐代以前称战伤为“金创折疗”，并无明确的外科、伤科之分。到了宋代，外伤科的名称才明确起来，也有了“专门接骨”的医生。[78]
数学沈括的《积隙术和会圆术》。沈括在数学的许多领域内都取得了许多成就，《隙积术和会圆术》记所记的隙积术和会圆术就是他的两大重要研究成果[125] 。沈括的研究开了中国垛积术研究的先河。会圆术是计算圆弧的弦、矢（弧的高）与孤长间数量关系的数学公式。在中国数学史上，沈括第一个利用弦、矢求出了孤长的近似值。
节日到了北宋，随着当时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的日益繁荣，各 节日活动的内容也愈来愈多，而作为当时全国玫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节日自然过得更加隆重、欢快，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时东京人每年要过的节日很多，诸如元旦、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等，在以上众多的节日中，“都城以冬至、元旦、寒食为三大节”，节日过得格外隆重。[78]
饮食：馒头、包子、饼是北方人的主食，虽然南食及川饭在汴京流行，但并没有影响北食的主导地位。汴京有许多北食店如徐家瓠羹店、马家羹店、史家、桥头贾家瓠羹店，都是以卖羹为主的食店，《东京梦华录》记载，头羹、石髓羹、石肚羹等等。馒头有“在京第一”的万家馒头、孙好手馒头，包子有王楼山洞梅花包子、鹿家包子等包子馒头店，吃食有笋蕨馄饨、灌浆馒头、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肉油饼、糖肉馒头、太学馒头等名目。另外还有油饼、胡饼店，这些饼店的规模很大，而制作也非常专业化。《东京梦华录》卷四《饼店》云：凡饼店，有油饼店、胡饼店。若油饼店，则卖蒸饼、糖饼、装合、引盘之类。胡饼店则卖门油、菊花、宽焦、侧厚、油、髓饼、新样满麻。……唯武成王庙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78]
南食店所售，则有鱼兜子、桐皮熟脍面、煎鱼饭等等，这些饮食店，“每店各有厅院东西廊，称呼坐次，菜蔬精细，谓之造斋，每碗十文，面与肉相亭，谓之合羹，又有单羹，乃半个也。旧只用匙，今皆用箸。”这些南食店以寺桥金家、九曲子周家“最为屈指”。而相国寺之北甜水巷内的“南食最盛”。[78]
至于川饭店所售，则有插肉面、大燠面、大小抹肉、淘煎燠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等等。
北宋汴梁的大小酒楼不计其数，宋人把大酒楼叫酒店上户或正店，小酒店叫脚店。宣和年间最著名的正店是三酒楼。《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说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中著名的有曲院街街南的遇仙酒楼，州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金梁桥下刘楼，曹门蛮王家、乳酪张家，州北八仙楼，戴楼门张八家园宅正店，郑门河王家、李七家正店，景灵宫东墙长庆楼。也有资料说其中最有名的是欣乐楼、和乐楼、丰乐楼。[78]
娱乐瓦舍宋元时期，人们把商业性游艺场所称为“瓦舍”（或称“瓦子”“瓦 市”“瓦肆”等），而在瓦舍里设置的剧场称作“勾栏”（或称“勾阑”“钩栏”等）。到了宋元时，“勾栏”的名称被专指为演出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汴京遍布瓦肆。 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则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 ，另外还有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大的瓦舍可容数千人。瓦肆主要分布在御街至杀猪巷、马行街、潘楼街、右掖门外街巷等。[78]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响等伴奏。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合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小唱” 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78]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记载北宋徽宗崇宁（1102—1106）、大观（1107—1110）时，有“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在汴京瓦肆中活动。在北宋末年，“嘌唱”已经与杂剧、说话等伎艺一起，成为瓦肆勾栏和上流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了。[78]
所谓 “嘌唱”，南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卷九中说:凡今世歌曲，比歌郑、卫又为淫靡，近又即旧声而加泛滟者名曰嘌唱。对于“嘌唱”的这种演唱特征，耐得翁在《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中也曾经记载说:嘌唱，谓上鼓面唱令曲小词，驱驾虚声，纵弄宫调，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 一方面“嘌唱”有鼓板等乐器伴奏，显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嘌唱”在演唱方面又“驱驾虚声，纵弄宫调”（即添加“泛艳”），显得纵情恣肆，声乐结合起来，自然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活泼恣纵的“淫靡”之感，但它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以至于“与叫果子唱耍曲儿为一体”（即为一类），成为在瓦肆勾栏和街头巷尾广泛流行的一种歌唱艺术。[78]
宋代“杂剧”逐渐成为一种新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的，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它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代表人物有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等；[78]
用木偶来表演故事的戏剧。表演时，演员在幕后一边操纵木偶，一边演唱，并配以音乐。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等。 木偶戏是由演员在幕后操纵木制玩偶进行表演的戏剧形式。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三国时已有偶人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则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78] [128]
影戏，亦称“ 影灯戏 ”。用纸或皮剪作人物形象，以灯光映于帷布上操作表演的戏剧，是东方一种优美的民间戏曲艺术，中国被誉为“影戏的故乡”，起源于唐、五代，繁荣于宋、元、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78] [129]
人身自由在整个帝制时代，宋朝的自由化程度算是最高的，政府压在百姓头上的税赋 和徭役负担虽然沉重，却在人身权利上给大家松了绑，允许你自由流动，也允许你自由集会。当时法律上对民间结社和集会的限制极少，根据《宋刑统》记载，只找到一条针对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也就是说，除了不能扰乱公共秩序之外，绝大多数集会都是被允许的，事前不需要向有关单位申请，事后也不需要找有关单位汇报。[78]
10民族编辑北宋和唐的民族政策不同，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都城在临潢（内蒙巴林左旗附近）在它的西北边，有党项族（羌族的一支）建立的夏政权（西夏），都城在兴庆（宁夏银川市）。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以及西北的高昌、龟兹、于阗等政权。[38]
契丹从宋对辽、夏的关系来说，每次战争的结果，宋方都是屈膝求和，并奉献出大量的银、绢。如1004年（景德元年），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河南濮阳县西南）附近。后来宋军虽然打了胜仗，但最后却订立屈辱的“澶渊之盟。”宋方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叫做“岁币。”[38] [132]
西夏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订立和约。宋万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叫做“岁赐”。契丹乘机要挟，宋方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先后合计五十万两匹。[38] [132]
回鹘主词条: 回鹘
回鹘（hú胡）即唐之回纥。唐末，回鹘政权衰落，为黠戛斯（即吉尔吉斯）人摧毁。少部分回鹘人移居唐的边境，绝大部分分三支向西南迁徙：一支南移河西地区，称河西回鹘：一支西去西域，以西州（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为中心，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另一支远徙葱岭以西，称葱岭西回鹘[133] 。[52]
河西回鹘分布在甘（今甘肃张掖）、沙（今敦煌西）、凉（今武威）、秦（今天水）等州和贺兰山、额济纳河一带，以甘州为中心，亦称“甘州回鹘”。后来西夏兴起，攻占了甘、凉、瓜、沙等州，河西回鹘又附属于西夏。西夏为蒙古灭后，河西回鹘又归属蒙古。[52]
西州回鹘在立足之后，向西扩展。北宋初年，其辖境已经西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东邻沙州，北越天山，南至大漠。它在这一地区建立了高昌封建政权，都于高昌（今吐鲁番东南）。西辽建立后，高昌政权成了西辽的附庸，西州回鹘改称畏兀儿。蒙古兴起后，又归附于蒙古。[52]
吐蕃主词条: 吐蕃
唐末，吐蕃内部纷争，政权瓦解，分裂为众多部族，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各有首领，不相统属，散布在今青海、西藏、甘肃、宁夏等地。其中一些部族相继归附于中原王朝，称作“熟户”，其余的称作“生户”。北宋建立后，同吐蕃各部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52]
十一世纪初，居于今青海东部的吐蕃唃（gǔ古）厮罗部逐渐兴起，成为吐蕃最强大的部族，在宗哥城（今青海西宁东南）建立政权，辖有湟水流域及今青海、甘肃部分地区。唃厮罗接受宋的封赐，与宋保持密切关系，对抗西夏。[52]
大理主词条: 大理
大理政权承袭了南诏以来的各项制度，实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对外同四邻基本上没有武装冲突，因此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较快。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均相当发达。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大理人还以汉字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本国内通用的文字，叫“白文”或“僰（bó勃）文”，流传了二百多年。[52]
北宋初年，大理与宋朝之间基本上没有往来。熙宁九年（1076年），大理遣使向宋贡献地方产品。政和七年（1117年），又向宋贡马及麝香等。宋徽宗封其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从此双方往来增多。榷场贸易和民间贸易均很活跃。[52] [134]
壮族主词条: 壮族
早在唐朝以前，壮族（旧作僮族）人就聚居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及云南、越南交界的地方，一般称之为“西南蛮”或“广源蛮”，有时也泛称为“溪峒蛮”。唐朝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置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以壮族首领为长官。北宋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广南东、西二路，壮族聚居地在广南西路，宋政府仍在这里设置羁縻州、县、峒[135] 五十余所，由壮族部落首领任知州、知县、知峒。壮族以农业为主，多种植水稻，矿冶业和纺织业也有相当规模。[52]
11外交编辑主词条: 宋朝外交
北宋时期对外关系在唐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东亚地区同朝鲜和日本关系交流密切[9-10] ，东南地区同越南[11] 和印尼[12] 也加强了联系。宋朝的外交同时也影响到了西亚[13] 、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14] [130]
名将潘美 曹彬 杨业父子 曹玮 狄青 宗泽
名相赵普 寇准 欧阳修 韩琦 王安石 司马光 吕端 王旦 晏殊 杜衍文彦博 富弼 范纯仁
最后修改于 2014-08-26 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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